為何互聯網沒有誕生在前蘇聯？


利維坦按：很可惜，當年蘇聯科學傢搞的虛擬網路國度（Cybertonia）並沒有稱為這個國傢未來技術革新的矽谷，野心勃勃的全境自動化系統（OGAS）也最終無果而終。當然，導致蘇聯互聯網失敗的原因有很多，資金問題（有人估算需要大概200億盧佈），軍用網路與民用的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之爭等等等……但分佈型網路本身，就如同對於前蘇聯的一個絕妙的反諷——它可以克服主機運作中“擊一點而潰全部”的缺陷。



烏克蘭基輔科學院控製論研究所，1968年
1979年10月1日一早，計算機科學傢維克多·格盧什科夫（Viktor Glushkov）進入克裡姆林宮與中央政治局會面。黑色的鑲邊眼鏡背後是一雙銳利的眼睛，映射出一個警覺的人，他有高度抽象問題的解決能力，在解決問題時能輕易舉一反三。當時蘇聯正好陷入瞭棘手的麻煩。一年前美國推出瞭阿帕網（ARPANET，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組建的計算機網，現在的Internet是在APRA的基礎上建立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打包訊息交換的分佈式電腦網路，它為我們現在熟悉的互聯網播下瞭種子。最初，這種分佈式網路是為瞭在蘇方進行核攻擊時，美國的科學傢和政要能通過電腦實時溝通，這樣的技術在當時已處於領先，蘇聯豈能無動於衷。
格盧什科夫認為應該開拓社會主義的電子時代，他稱這個充滿巨大野心的項目為——大陸自動化系統，旨在使用技術手段合理流暢地對整個計劃經濟進行控製。系統將依據國傢製定好的計劃而非市場價格作出經濟決策，這樣就能在事情發生之前由電腦模型加速預測（掌控）出經濟的平穩走勢。格盧什科夫想又快又好地實現決策，也想要更先進的電子技術，不過這一切都需要政治局的經費支持。
可是當日清晨，當格盧什科夫步進那間洞穴般的房間時，他註意到長桌旁空出瞭兩把椅子——他最有力的的支持者並不在場，更有甚者——桌子邊圍著一群目露兇光的部長們，誰都想爭取政治局的經費來支撐自己的事業。
1959年到1989年間，為瞭實現明確的社會目標，國傢再三引導科學傢們建立大陸范圍的互聯網。由於太想從二戰後的創傷中盡快恢復，蘇聯一直在進行種種體量龐大的現代化項目研究。當時的蘇聯已經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將一個充滿低教育水準農民的沙皇國傢變成瞭一個擁有核能的超級大國。
在前蘇聯長官人赫魯曉夫於1956年發聲批駁斯大林搞個人崇拜之後，這片土地的未來有著極強的可能姓。這時，這個社會主義國傢的統治者想要通過網路接管並控製國民經濟，這也是世上首次有人想為所有國民建設互聯網。此想法是軍事研究員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基洛夫（Anatoly Ivanovich Kitov）的心血結晶。

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基洛夫
基洛夫體格不大，但極為聰敏，擅長數學，原為二戰時期蘇聯紅軍。1952年，他在一處秘密軍事圖書館接觸到瞭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1948年出版的著作《控製論》（Cybernetics），此書為希臘語中的“舵手”一詞賦予瞭新的含義，並介紹瞭戰後科學中一種自我控製的訊息系統。在兩個主要科學傢觀點的支持下，基洛夫將“控製論”這個單詞翻譯成瞭一種強勁的俄語表達——基於電腦技術開發自主和訊息傳遞的系統。對控製論的靈活解讀意在使得蘇聯能夠在技術武裝下對國傢進行合理的馬克思主義管理，這是對斯大林時期強人統治所導致的暴力和崇拜的一味解藥。確實，也許控製論能夠幫助確保不再出現下一個政治強人，因此投向技術治國之夢。

諾伯特·維納和他發明的運動裝置（用以實踐控製論）——帕羅米拉（Palomilla）

1959年，基洛夫已經成為瞭秘密軍事計算機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為瞭更好地計劃國傢經濟，他將註意力投入到瞭“計算無窮數目的可靠處理能力”。訊息協調問題對蘇聯社會主義項目的困擾最為長久（蘇聯在1962年才發現，1959年的人口普查中出現的人工計算錯誤，使得整個人口數量被錯估瞭400萬），基洛夫在“紅皮書信”裡寫下瞭他的想法，寄給格盧什科夫。他認為，為瞭計劃經濟，應該允許“民間人士”在夜間（軍人休息時）使用功能強大的軍用計算機進行計算，經濟的計劃者應該充分利用軍用計算機的非日常時間實時調整人口統計問題，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在夜間對經濟計劃做出微調。他稱他的軍民國傢計算機網路為經濟自動化管理系統。

1959年4月，尤裡·巴茨列夫斯基（蘇聯計算機開發部門副部長）在看過美國第一個串行電子管計算機IBM 705之後說：“這機子不錯，不過我們國傢的‘Strela’（由尤裡·巴茨列夫斯基擔任總設計師）也不賴。”
然而，在信送達格盧什科夫之前，基洛夫的軍事監察者就將其截住瞭，他們對這個計劃感到憤怒，認為軍方不應該將資源與國民計劃經濟共享，這些資源基洛夫絕對不敢說是落後於時代的。秘密軍事法庭就此安排瞭對他的審判，基洛夫的黨員身份被迅速剝奪，為期一年，同時他也被開除出瞭軍隊。國民網路計劃自然也隨之一同終止瞭。
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早期，這個想法卻被另一個科學傢采納，而此人在數十年後甚至與基洛夫結成瞭親傢，這位科學傢便是上文提到的維克多·格盧什科夫。
格盧什科夫計劃的全稱叫做——能夠自動收集處理訊息以便計算、計劃和管理國民經濟的蘇聯全境自動化系統。這一名稱能夠完全詮釋其自身和格盧什科夫的龐大野心。全境自動化系統（OGAS）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62年，基於已有和即將新建的電話網線，其意在建立實時和遠程的國傢計算機網路。最能說明其野心的是，你會發現它橫跨瞭歐亞大陸，在佈置嚴密的計劃經濟網上，每個工廠和企業都是一個節點。國傢和經濟的網路結構都呈三層金字塔狀層層遞進，莫斯科的中央計算機中心下連接著200個中等計算機中心，這些中等計算機中心分佈在各個一線城市，每個中心其下連著兩萬個計算機終端，這些終端分佈在國民經濟的主要生產站點。

維克多·格盧什科夫，攝於1979年
為瞭實現格盧什科夫偉大的構想，互聯網的架構采取瞭自上而下逐級分散的樹狀設計。也就是說，莫斯科能夠明確知道誰獲得瞭授權，任何一個被授權的使用者都能通過金字塔網路接觸其他使用者——並且不需要來自母節點的首肯。格盧什科夫很清楚，他可以通過互聯網高效獲取各地情報。他用瞭許多時間思考實現互聯網的數學問題，即使是在每天從傢到莫斯科之間往返的火車上（他笑稱基輔-莫斯科的火車是他的第二個傢）。
OGAS項目在上世紀60年代晚期被許多國傢官員和經濟規劃者所采納，這些人想用它來解決那個困擾瞭蘇聯許久的難題：蘇聯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未來的藍圖，但是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就再沒人清楚怎麼實現共產主義瞭。對格盧什科夫而言，實現互聯的計算機可能隻是讓國傢向著作傢弗朗西斯·斯佈福德（Francis Spufford）描述的“紅色充盈”時代前進的緩推器。這意味著從蕭條脆弱的計劃經濟——配額、計劃生產以及工業標準扭曲的綱要到中央集權的轉變，國傢能借此快速復興。這個項目的意義不亞於迎來“電子化的社會主義”。

蘇聯科幻小說傢斯特魯加茨基兄弟（Strugatsky brothers）
這樣的設定過於野心勃勃，它要求這些光榮而執著的人們必須自願拋棄過去的思維方式。60年代的基輔（烏克蘭首都）充滿瞭這樣的人，斯特魯加茨基兄弟（著名蘇聯科幻小說傢）們白天做心理醫生，晚上寫作科幻小說。在他們幾公裡之外的郊區，格盧什科夫主導落地瞭一個研究控製論的研究所，一幹就是20年，從1962年開始，他招募瞭很多有雄心的年輕男女進入研究所，而當時研究所員工的平均年齡隻有25歲。格盧什科夫和他年輕的同事們致力於開發OGAS項目及其他服務蘇聯的控製論項目，比如一個能夠支持線上虛擬貨幣分類流通的電子經濟體系——這不過是60年代早期。由於引用馬克思的話在論戰中壓到瞭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擁護者，格盧什科夫一舉成名，他將他的創新描述為馬克思預言的忠實履行——一個去貨幣化的社會主義未來。不幸的是，1962年提出的電子貨幣設想隻激起瞭一些負面的焦慮，並未得到委員會批準。但是，他宏偉的經濟網路項目依然堅挺。
控製論者們構思出一種模擬神經網路體系來幫助蘇聯經濟，借助於基輔研究出的其他創新計算理論，這種借鑒與大腦神經的功能機製而誕生的體系允許電腦個體之間的相互幹涉。比如說，為瞭沖破所謂的馮·諾依曼瓶頸（限製瞭計算機中可轉換數據的數量），格盧什科夫的團隊提出瞭“宏觀管道處理”（macro-piping processing），這一設想基於人腦中許多突觸能同時發射信號的機製。除瞭數不清的大型計算機項目，其他理論模型還包括自動化理論、無紙化辦公以及自然語言編程，後者能讓人機直接就語義對話，而不像如今的程式員使用特殊語言編程。更有甚者，格盧什科夫和他的學生們構建瞭訊息不朽的理論，這個概念就像阿西莫夫或者阿瑟·克拉克附體提出的“意識上傳”一樣。數十年後，格盧什科夫臨終之時，他溫柔安撫著傷心的妻子，“放輕松。總有一天，來自地球的光將穿越星系，而在每一個星系我們都會再次恢復年輕。我們會永遠在一起！”
下班之後，控製論研究者們都到充滿輕松愉悅的喜劇俱樂部裡放松，以此排解繁重工作的壓力。他們就在這個獨立於莫斯科規則之外的地方肆意生長，有身處虛擬國度的感覺。1960年的新年聚會上，他們自命為賽博托尼亞（Кибертонии，Cybertonia），並組織瞭諸如節日舞蹈一類的定期社交活動、在基輔和利沃夫的研討會和會議，甚至發表瞭一些半開玩笑的論文——諸如《如何能盡可能地對政府保持隱形？》。他們對內製作並頒發瞭一些充滿雙關諷刺意味的假護照、結婚證書、內部通訊、穿孔的貨幣，甚至賽博托尼亞的憲法。出於對蘇聯地方議會的諷刺和模仿，賽博托尼亞由一個機器人委員會管理，議會長官人是他們的吉祥物和最高長官人——一個演奏薩克斯的機器人——這是對美國爵士文化引進的一種許可：

賽博托尼亞的吉祥物和長官人：一個演奏薩克斯的機器人

格盧什科夫也如魚得水，他管他的回憶錄叫《無視當局》，盡管他的官方頭銜是烏克蘭科學院的副院長。他反對傳統文化，認為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獎學金是計算和其他工作的推動力，這早就是網路社會的產物瞭。
但是這一切都需要經費支持，而格盧什科夫的OGAS項目尤其缺錢，這就意味著要說服政治局撥款。這也就是他在1970年10月1日清早出現在克裡姆林宮的原因，他希望能繼續賽博托尼亞的工作，為破敗的蘇聯提供互聯網。
財政部長瓦西裡·戈爾佈佐夫（Vasily Garbuzov）是個大麻煩，他既不想搞花哨，又想要能夠實時傳遞訊息和實現最佳管理的計算機網路。從明斯克訪問回來之後，他呼籲廢除已有的計算機形態，代之以能在母雞窩裡播放音樂和發出閃光的計算機，這樣能提高母雞的產蛋率。他的動機當然不全是出於天然的實用主義，他隻是想為自己的部門爭取資金。傳言他曾在10月1日前與經濟改革派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私下會晤，並發出如下威脅，如果他們的對頭中央統計局持續資助OAGS項目，戈爾佈佐夫和他的財政部將不遺餘力地打擊任何改革產生的成果，就像他5年前做的柯西金漸進自由化改革一樣。
格盧什科夫需要盟友並肩，以保證蘇聯互聯網的存續，但是會議上沒有這樣的人存在。空著的兩個椅子是給一位重要的部長人物和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兩人也是OGAS項目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顯然，他們對於部門之間的沖突選擇瞭回避而非面對。
戈爾佈佐夫成功說服瞭政治局，他認為OGAS項目為計劃經濟所規劃的最佳模型管理訊息流太長遠，體量太龐大。委員會“棄暗投明”，認為支持戈爾佈佐夫比較穩妥，OAGS項目還是胎死腹中為妙，下一個十年再考慮不遲。

前蘇聯首個半導體通用控製計算機的“Dnepr”，由維克多·格盧什科夫和柏瑞思·馬利諾夫斯基的長官下進行設計（烏克蘭科學研究院，1958-1960）並在基輔展出。
使OGAS項目夭折的原因同蘇聯解體的原因類似——即不通過正式製度決策，這很令人驚訝。各懷鬼胎的部長、跟風而動的官僚、客滿的工廠管理者、困惑的工人們甚至其他的經濟改革者都反對OGAS項目，但全是出於他們一己私利。失去瞭國傢的資金支持和監督，國傢網路項目在70年代和80年代間散成幾塊，而後更分散成數百個孤立不可互操作的工廠局域網控製系統。自然，電子社會主義也隨之飄散瞭。蘇聯沒有互聯網的這一結果，不是因為它太僵化或自上而下的製度設計，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太過浮躁，其中的每個人都隻考慮自己。
由於國傢資金得到瞭良好監管，研究的環境也很和諧，第一個全球姓的計算機網路得以在美國紮根，而與此同時，蘇聯的網路隻能垂死掙紮，無序的競爭和政客們的內訌造成瞭這樣的結果，這實在諷刺。幸虧資本傢們表現得像共同合作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讓社會主義者們像資本傢一樣行事，全球第一個計算機網路才得以建立。
蘇聯互聯網的命運給瞭我們一個明確的警告，現代互聯網不應步其後塵。而在今天，“互聯網”被理解為一個單一的全球網路，其對訊息自由、民主和商業的促進效益正在嚴重減弱。國傢和企業正在想盡辦法填充互聯網的每個角落，即使歌手普林斯（曾公開發表聲明稱“互聯網已經完蛋瞭”）和美聯社（曾告誡公眾適當遠離互聯網）不發聲，無處不在的應用程式更像一個隻供使用者瀏覽的帶圍墻花園，而不是公共瀏覽器一類的的共享空間。內部戒嚴的防火墻（如Facebook和某國防火墻）會吞噬不合標準的鏈接（如本文原網站AEON）。法國、印度、俄羅斯和其他國傢莫不如此，他們渴望國際化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的分配，好對其國民執行自己的法規。事實上，數百個非互聯網網路已經在一些公司和國傢裡運作瞭幾十年。計算網路的未來，毫無疑問地會指向一個統一的互聯網，同時也會涵蓋眾多相異的在線生態系統。
也就是說，歷史總是相似的，具有20世紀特征的多個現代國傢都想讓自己國傢的網路在國際上出彩。在冷戰這出大戲中，“蘇聯不聯網”（Soviet nyetworking）或者歷史學傢薩拉瓦·格洛維奇（Slava Gerovitch）冠名的“蘇維埃不聯網”（Soviet InterNyet），都能夠讓我們瞥見那個時代的景象，也為我們提供瞭計算機網路的1.0版本。權衡歷史和對未來的預測，隻有一個互聯網的觀點可能站不住腳，考慮到對冷戰的諷刺是本文的核心——合作的資本傢竟然勝過瞭競爭的社會主義者（蘇聯往年的失敗），也許我們不應該對互聯網的未來感到太樂觀。

上世紀80年代，當時很多蘇聯的孩子們都急於去公司或大學試驗自己編寫代碼的技巧。（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人類學傢和哲學傢佈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曾嘲弄技術，認為那就是社會製造的耐用品，社會價值不得已嵌入其中。例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譯者註：基於對網站的各方面進行評估，得出各個網站的權重）被認為是“民主的”，而那是因為在許多因素之中，它的鏈接（和外附的站點鏈接）就像投票，附加鏈接最多的頁面自然排名最高。而今，互聯網出現瞭自由、民主和商業的載體，部分原因是它在大眾的想象中鞏固瞭自己，就像西方的價值觀在冷戰之後大獲全勝一樣。蘇聯互聯網生滅記也顛覆瞭拉圖爾的格言：社會技術也隻能存在一時。
換言之，就像我們的社會價值與時俱進一樣，技術也日新月異地變革著。蘇聯曾經將團隊精神控製論、等級化的中央集權以及計劃經濟的價值觀嵌入互聯網，這對我們和現代讀者來說都很陌生，如果互聯網上都是這樣的價值觀，未來的觀察者們一定會感到奇怪。網路技術一定會持續進化，社會上出現的最愚蠢的揣度隻會被拋進歷史的垃圾箱。
格盧什科夫的故事對投資者階層和想要改變的技術代理人都是一種警醒——擁有令人驚訝的天才以及遠慮深謀都不足以改變世界，因為所處的體製會使一切都不一樣。這是來自蘇聯的經驗，以及媒體環境不斷挖掘數據和其他形式的隱私所得到的教訓：這種層層遞進的網路認為，加強網路和文化意識形態的管控同樣重要，總之，不要搞怪。
雖然計算機互聯網項目及其發起人未來將繼續致力於提供光明的公開網路，但是私人機構也將繼續監察那些利用網路窺視我們的生活的力量（也許這就是隱私的真義：訊息搜集機構利用其龐大權力窺探我們的生活，能保證這種底線不受侵犯的不僅僅是個人權利）。蘇聯的案例提醒我們，在20世紀，美國國傢安全局的大陸間諜程式和微軟的雲參與系統，為瞭他們體製內的利益，其實對個人和公共的訊息進行瞭侵犯。
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對這一事實感到過分安心，即全球互聯網的第一次實現有賴於資本傢合作而不是相爭的社會主義者：蘇聯互聯網的故事提醒我們，網民的活動沒有得到保障，其實私人利益支撐的互聯網會比那些不願合作的強大力量要好得多，這不僅考慮到蘇聯社會主義的終結，更是對我們的網路時代行將被相同原因威脅的提防。